做〈中国专辑〉的那趟老伴跟我同行，从深圳到上海、北京、香港转了一大圈。记得那次去深圳刚好碰到淹大水，上车到处堵塞，下车全是泥泞，环境跟台湾乡下差不多。近年重返，举目均是繁荣奢华，让人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整个国家那年头推行的运动就是赚钱；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全面性地展开经济活动，发展速度快得好像把台湾二十年的变迁过程压缩到几年之间完成。许多作家、画家、音乐家都改行做生意，摄影家当然也不例外；就连美术馆、文化中心都能把空间出租给人当商场、舞厅或歌厅，让人不能不为文化发展的前途捏把冷汗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坚守艺术岗位的人也就格外值得尊敬。本期所呈现的摄影家，几乎全是好友李媚的推荐。当时，她主编《现代摄影》杂志已近十年，在沙龙摄影风靡一时的年代极力推广纪实摄影，对中国摄影界有相当深远的影响。我到深圳作专访，四十出头的她风华正盛，对摄影的激情特别让我有“同道人”之感。本文来源于南京宣传片拍摄制作策划

“我可能目睹和经历了整个大陆摄影的一个发展阶段。《现代摄影》刚开始的时候，正好是中国重新对外开放，有很多西方文艺思潮开始进入中国，西方和中国的交流也正在展开。摄影和文学、美术一样，自然也会吸收很多西方的东西。那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。就那个阶段来说，与其说是大陆摄影本身的发展，还不如说它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。很多艺术运动的背景，其实不是艺术本身，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一种批判或者一种冲击，然后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了。不过摄影毕竟是摄影，艺术毕竟是艺术，最终艺术家总要回归到艺术自身。所以应该说，现阶段的大陆摄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。“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中国，喜欢摄影的人口也极可能居世界之冠。然而，自有摄影史以来，被国际人士知道的中国摄影家可说是少之又少……普遍来说，当时大陆上比较好的摄影表现都以报导为主，偶有极少数人从事美术或观念性的摄影，也都是在刚起步阶段。”看到本期我写的编辑前言，真是恍如隔世。中国毫无疑问已是全球经济大国，生产、消费都在世上名列前茅，摄影活动也是最热烈的。大大小小的摄影节、摄影奖项多到难以统计，世界各地摄影比赛的优胜者也常见中国人的名字。情势之风火，是我 1993 年编《摄影家》杂志第10期中国专辑时，怎么也想象不到的。

在桂圆路 13 号的《现代摄影》办公室，李媚给我介绍了瘦瘦的、话不多的韩磊。在那儿担任美编工作的他给我看了《铁道上》的作品，虽然照片质量粗糙、层次欠缺，仍能让我感觉到负片上的许多银粒子尚未释放力道。由于照片不适合印刷，我便请韩磊让我将底片带回台湾放大。那时两岸还没直航，来往都必须在香港或澳门转机，一两个小时的航程得折腾近整天，有时转机不顺还得在机场过夜。到深圳还算便利，抵达香港后坐火车就成了，但罗湖关卡吵杂拥挤、令人生畏，进出关手续让人疲惫不堪，感觉像逃难。第一次去时，还傻傻地帮一老汉带免税的三大件、五小件货单通关，不但被当走私客般严格盘问，还因此多耗了好几个钟头。最近这几年，中国有很多年轻摄影家不再去追逐非常浅薄的功利，象是获奖啦，发表啦。他们开始把照相机确实作为自己对社会某个面的延伸、一种触角，不再把它当作艺术来看，而是作为一个工作来做。

在当年的中国摄影界，这是普遍现象。国产相机、底片都不够好，冲洗、放大也无可遵循的标准数据，呈现作品时自然比较吃亏。直到现在，我都认为《铁道上》是韩磊最好的作品，后来他也因其而获得美国的〈琼斯母亲〉报导摄影奖（Mother Jones Awards of Documentary Photography）。在桂圆路 13 号的《现代摄影》办公室，李媚给我介绍了瘦瘦的、话不多的韩磊。在那儿担任美编工作的他给我看了《铁道上》的作品，虽然照片质量粗糙、层次欠缺，仍能让我感觉到负片上的许多银粒子尚未释放力道。由于照片不适合印刷，我便请韩磊让我将底片带回台湾放大。 　　 在当年的中国摄影界，这是普遍现象。国产相机、底片都不够好，冲洗、放大也无可遵循的标准数据，呈现作品时自然比较吃亏。直到现在，我都认为《铁道上》是韩磊最好的作品，后来他也因其而获得美国的〈琼斯母亲〉报导摄影奖（Mother Jones Awards of Documentary Photography）。

“这些年来，我带着极其单纯的目的和高度的热情，为我喜欢的艺术家、作家拍照片。我想为他们出一本摄影画册，我想让历史记住他们。”肖全在我们杂志发表的〈年轻艺术家们的肖像〉，是后来他的《我们这一代》摄影集中的一部份。此书于 2014 年扩充内容、重新出版，厚厚一大本摆在书店极为醒目，看了真替他高兴。这就是纪实摄影的魅力，时间愈久愈珍贵。
在北京见到的程受琦倒是暗房工夫了得。拍纪录片的他，照片质量不但在大陆摄影家中是佼佼者，就是以国际水平来看也值得称许，于 1982、1988 在塞北拍的照片尤其让人过目难忘。他把此题材全部染成棕色，技巧特别，在药效退到很弱的程度才开始染色。由于化学反应缓慢，一张照片得花将近一天的工夫才能处理完毕。照片的亮部彻底转换成棕色，暗部则会呈现浓度不同、层次丰富的黑与棕，影像中无边的壮丽与孤寂因此得到强化，显得更有魅力。“这些年来，我带着极其单纯的目的和高度的热情，为我喜欢的艺术家、作家拍照片。我想为他们出一本摄影画册，我想让历史记住他们。”肖全在我们杂志发表的〈年轻艺术家们的肖像〉，是后来他的《我们这一代》摄影集中的一部份。此书于 2014 年扩充内容、重新出版，厚厚一大本摆在书店极为醒目，看了真替他高兴。这就是纪实摄影的魅力，时间愈久愈珍贵。

在北京见到的程受琦倒是暗房工夫了得。拍纪录片的他，照片质量不但在大陆摄影家中是佼佼者，就是以国际水平来看也值得称许，于 1982、1988 在塞北拍的照片尤其让人过目难忘。他把此题材全部染成棕色，技巧特别，在药效退到很弱的程度才开始染色。由于化学反应缓慢，一张照片得花将近一天的工夫才能处理完毕。照片的亮部彻底转换成棕色，暗部则会呈现浓度不同、层次丰富的黑与棕，影像中无边的壮丽与孤寂因此得到强化，显得更有魅力。

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冯雷，基本上在《弱智儿童学校》之前没拍过别的主题，一开始只是想找个题材实际锻鍊，却在持续两年的观察与记录中深刻体会到这些孩子的纯真：“我觉得从拿起相机以后，确实跟以前不一样，会主动地去看待一些人、一些事物。这一点对我的影响特别大。” 北京、上海的采访都是约在旅馆房间里，旅行社帮我订的是北京国际饭店与上海和平饭店。这两间五星级酒店当时还都不贵，国际饭店在下午茶时间还有几十个人的管弦乐队现场演奏，让人受宠若惊。

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冯雷，基本上在《弱智儿童学校》之前没拍过别的主题，一开始只是想找个题材实际锻鍊，却在持续两年的观察与记录中深刻体会到这些孩子的纯真：“我觉得从拿起相机以后，确实跟以前不一样，会主动地去看待一些人、一些事物。这一点对我的影响特别大。” 　　

北京、上海的采访都是约在旅馆房间里，旅行社帮我订的是北京国际饭店与上海和平饭店。这两间五星级酒店当时还都不贵，国际饭店在下午茶时间还有几十个人的管弦乐队现场演奏，让人受宠若惊。在和平饭店古色古香的环境里，我看了陆元敏的〈上海速写〉与〈苏州河〉。他照片放得不错，有自己的调子，虽然对比很大，却很适合他的独特特视角。照片经过细心整理，贴在款式和开本一样的笔记簿上，每个主题贴成一到三本。这让我立刻了解，他是在用照相机写日记；摄影已经是他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份，是他向自己的告白。 　　 “想把它拍完整，就像收集、捡破烂一样的都要拿，到后来每个角度都兜了几遍。”执着的陆元敏，不管是白天或晚上、刮风或下雨、骑车或步行，只要有吸引他的东西，就会把随身携带的相机掏出来，留下那随即会消失的一瞬间。问他为什么把拍照比成捡破烂，回答是：“我本来也不是使命感很强的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完全是自己觉得好玩。”

王苗为了拍《追寻马可波罗的足迹》，整整跨越了七个省、花了八十天，路程一万八千公里；讲起经过，却显得十分轻松：“我大概是 1990 年又从大陆调回香港工作的，知道可能会接《中国旅游》杂志的主编位子，而这就是让我毫无顾忌的去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当然要找个最过瘾的！” 　　 这本专辑反应了一个时代的影像创作，相当于中国摄影史的一个篇章，出版后在国际间引起很好的反响，后来并发展成展览，于法国土鲁斯的《水之堡》摄影艺廊、阿维侬省罗德兹市第六届摄影节展出。“想把它拍完整，就像收集、捡破烂一样的都要拿，到后来每个角度都兜了几遍。”执着的陆元敏，不管是白天或晚上、刮风或下雨、骑车或步行，只要有吸引他的东西，就会把随身携带的相机掏出来，留下那随即会消失的一瞬间。问他为什么把拍照比成捡破烂，回答是：“我本来也不是使命感很强的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完全是自己觉得好玩。”在和平饭店古色古香的环境里，我看了陆元敏的〈上海速写〉与〈苏州河〉。他照片放得不错，有自己的调子，虽然对比很大，却很适合他的独特视角。照片经过细心整理，贴在款式和开本一样的笔记簿上，每个主题贴成一到三本。这让我立刻了解，他是在用照相机写日记；摄影已经是他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份，是他向自己的告白。

林永惠在东北，赵震海在河南，两人均把底片寄来台湾由我放大，文章也都真挚、动人。林永惠生长在黑土地上，拍《东北人》是为了记录最底层的、身边的、感受最深的农民：“那块土地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，人也在变。邻里之间、婆媳之间、兄弟姐妹之间，整个空间都在变??我要把这大大洗小的故事装进我的镜头，让它告慰历史，也告诉未来。” 　　 记得一回在沈阳、一回在北京，林永惠都特地赶来请我吃饭，也不知是怎么知道我在的。听他聊自费周游欧、亚、非各国，还在保加利亚住过一段时间，真是不可思议！印象中的这位老兄总是笑呵呵的，跟他送我的那尊又黑又亮的煤晶弥勒佛一样。

这期杂志还发表了王苗、安哥的作品；在回台湾之前，我到香港的中国新闻社去找他们，带回了两人的复制彩色幻灯片及底片。安哥的主题是《开放中的广州》；在采访时他表示，最幸福的就是能拍出一点自己的感受。他爱拍人，尤其是人和时代变化的关系：“这些问题在外面可能是不成问题的人的生活状态，但在我们眼里是你敢不敢面对你所接触的矛盾东西，变化中的东西，而不是几百年、几千年在那延续的文化。”林永惠在东北，赵震海在河南，两人均把底片寄来台湾由我放大，文章也都真挚、动人。林永惠生长在黑土地上，拍《东北人》是为了记录最底层的、身边的、感受最深的农民：“那块土地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，人也在变。邻里之间、婆媳之间、兄弟姐妹之间，整个空间都在变??我要把这大大洗小的故事装进我的镜头，让它告慰历史，也告诉未来。” 　　
在我的心目中，李媚这个名字，跟中国现代摄影史早就分不开了。说起来，王苗还是我最早认识的大陆摄影家。1988 年秋天我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《人与土地》个展，王苗跟先生一起来参加开幕，转告我，大陆的《现代摄影》杂志已开始转载我于台湾《雄狮美术》写的专栏《摄影美学七问》：“主编李媚特别让我代为表达歉意，因为不知道怎么联络你本人，所以只有先登再说了。社里还有稿费等着你去拿，数目不多，就权充来大陆的零花钱吧！”记得一回在沈阳、一回在北京，林永惠都特地赶来请我吃饭，也不知是怎么知道我在的。听他聊自费周游欧、亚、非各国，还在保加利亚住过一段时间，真是不可思议！印象中的这位老兄总是笑呵呵的，跟他送我的那尊又黑又亮的煤晶弥勒佛一样。

赵震海的《捡煤人》，则是以一种纯粹的认同感去记录河南矸石山的一群劳动者，把自己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员：“因为我袒露给他们的是一腔真诚，他们也用一片真心实意回报我，我同他们水乳交融浑然一体，于是，一个平实质朴的艺术境界便自然天成。” 　　 直到今天我都没跟赵震海碰过面，去年从媒体得知，摄影界的朋友们在他患了阿兹海默症后，热烈认购他的作品以表达支持，感觉他还是有福报的。 　　 这期杂志还发表了王苗、安哥的作品；在回台湾之前，我到香港的中国新闻社去找他们，带回了两人的复制彩色幻灯片及底片。安哥的主题是《开放中的广州》；在采访时他表示，最幸福的就是能拍出一点自己的感受。他爱拍人，尤其是人和时代变化的关系：“这些问题在外面可能是不成问题的人的生活状态，但在我们眼里是你敢不敢面对你所接触的矛盾东西，变化中的东西，而不是几百年、几千年在那延续的文化。” 　　 王苗为了拍《追寻马可波罗的足迹》，整整跨越了七个省、花了八十天，路程一万八千公里；讲起经过，却显得十分轻松：“我大概是 1990 年又从大陆调回香港工作的，知道可能会接《中国旅游》杂志的主编位子，而这就是让我毫无顾忌的去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当然要找个最过瘾的！” 　　 这本专辑反应了一个时代的影像创作，相当于中国摄影史的一个篇章，出版后在国际间引起很好的反响，后来并发展成展览，于法国土鲁斯的《水之堡》摄影艺廊、阿维侬省罗德兹市第六届摄影节展出。

赵震海的《捡煤人》，则是以一种纯粹的认同感去记录河南矸石山的一群劳动者，把自己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员：“因为我袒露给他们的是一腔真诚，他们也用一片真心实意回报我，我同他们水乳交融浑然一体，于是，一个平实质朴的艺术境界便自然天成。”第一次听到《现代摄影》跟李媚的名字，就是在那个时候。让我最开心就是，上个月初，第二届的全球华人传媒摄影大奖，将摄影文化贡献奖颁给了李媚。我是这个奖项的第一届得主，能有机会在2014年提名李媚，并得到众评委的支持，实在是衷心感激、格外荣幸。直到今天我都没跟赵震海碰过面，去年从媒体得知，摄影界的朋友们在他患了阿兹海默症后，热烈认购他的作品以表达支持，感觉他还是有福报的。